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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9月1日，对某些人来说了一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其实对国人来说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我国政府开始允许公众在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行或参与示威的第一天。这必然又引起了民众的一番舆论，新加坡是否有言论自由的话题又再次浮出台面。有不少人认为，演说者角落只不过是在摆样子，虽然不需要跟警方注册，但还是需要通过国家公园局网站登记，对他们来说，这就相等于在政府那里留下“案底”。所以至今除了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示威”外，演说者角落依旧和以往一样冷冷清清。而人们也继续在辩论，继续的要求要更多的言论自由。

其实要多自由才算自由呢？外国媒体常常批评新加坡的言论自由被局限，其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在我国，要让他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的管道其实很多。电子媒体方面就有部落格，论坛，传统媒体方面有报章，广播。也许有人会认为报章，广播是被政府管制的，所以所有发表在报章或广播上的言论都是经过筛选的。他们会这么认为也不无道理，真实情况其实也应该是如此。但我认为言论经过筛选其实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试想想，如果我国报章广播媒体刊登都是些言论过于激烈，带煽动性的言论，那么新加坡社会变成怎样。就拿台湾来说吧，台湾和新加坡同样是个岛国，所以台湾媒体也常拿新加坡和台湾作比较。台湾是个拥有绝对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拿政治人物来开玩笑，甚至还可以有个专门模仿政治人物，以他们的身份讨论，批评政策的的节目《全民最大党》。这种情况在新加坡是不可能见到的（想象有新传媒演员扮成徐顺权和李光耀在“对呛”，那将是多么有趣的事），但这种情况就真的值得模仿吗？其实只要看看台湾的政治乱相就能多少得到一点答案。台湾政治人物就如台湾人本身所说的，根本就是象电视节目一样在“做秀”，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则是“做秀天王”。台湾的政论节目泛滥，各领域专家都能上节目针对政策或政治人物提出批评与辩论。批评与辩论是很激烈没错，但台湾的政治制度正的有改善吗？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并不代表新加坡不需要有言论自由。就如早报一篇在06年9月13日由林义明报道，名为《美国政治学者：生活富足就会要求更多言论自由政府须针对民意作调整》中就有提到这一点。文中美国政治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蒙德（Larry Diamond）就提到，“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将会追求更多的自由及自主权，这本是人的天性。新加坡人也不会例外。”我国所需要的，是一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因为我国种族的和谐得来不易，再加上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我国绝对不能容许任何影响国家稳定的言论出现。绝对不能出现像台湾著政论家南方朔所说的台湾“仇恨政治学”，比如民进党政治人物煽动多数对少数的仇恨，去极力挑动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族群对立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而台湾的言论自由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有些东西也是非常值得新加坡学习的。比如，就有人指出台湾的言论自由使台湾的人民培养出了一种敢说敢言的精神。台湾人也因此更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由此培养成出更富有活力的社会。这正是新加坡人缺乏的，并值得学习的。新加坡人民普遍上都敢怒不敢言，至少在公共场合是如此的。比如新加坡的咖啡店政治家，德士司机政治家比比皆是，广播的言论节目也常听到听众说“说了也没用”这种话。但如果要他们到演说者角落演讲，他们就没有这种勇气。他们并没珍惜这个机会，而只是一味的继续批评新加坡没言论自由，并继续要更多的自由。我本人觉得，这些批评者应该多去演说者角落演讲，让政府知道他们很重视这个自由，然后才会放宽更多的条例，允许更多的言论自由。而且我相信，只要敢说，是会有用的。

另一点就是台湾人的敢说敢言让他们的综艺节目比本地的节目更精彩，更有创意。台湾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个个都很敢问，很敢说，所以相对于新加坡的主持人那种含蓄的访问，台湾访谈节目绝对较为精彩。比如新加坡便没有能媲美吴忠宪或小S 的主持人。能像沈春华或陈文茜那样做具深度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更是少有。当然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本身的才华，但台湾言论自由的文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新加坡这种不敢问不敢说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媒体文化，久而久之新加坡的主持人也变得不敢问不敢，节目也因此变得相对的沉闷了。

总结来说，言论自由是重要的，新加坡也非常需要，但我本人认同政府那种慢慢放宽的做法。因为一下子给予一个人太多的自由只会导致那个人滥用那种自由，台湾就是个例子。反之，满满的给予自由，会让人有时间调试和适应，也会让人更加得善于利用与珍惜。